新法官法背景下法官职业保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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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0 10:09:18
然而,新法官法同样存在一些制度性缺憾,影响了法官职业保障措施的深化落实,我国法官职业保障路径的探索仍任重而道远。新法官法聚焦法官的职业保障,细化对不实检举和诬告陷害法官行为的后果惩治,正是对现实问题的

作者:李高盛

新法官法是我国法官制度的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法官职业保障制度改善了法官职业环境,法官职业开始迎来发展的春天。此次改革的目的对于真正提高法官的职业地位和荣誉,促进法官职业的繁荣和发展更为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以下简称新《法官法》)于2019年4月23日修订。新《法官法》的亮点在于将原《法官法》和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关于法官职业安全的零散规定,如《法官职业道德基本标准》、《法官履职保障规定》、《法官行为准则》等进行了系统整合。设立了“法官职业保障”专题章节,提高了法官职业保障的立法水平,丰富了法官虚假报告、虚假指控等保障的实质性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法官薪酬制度、退休制度等配套的职业保障制度。

新法官法的修订从“法官管理”转向“法官保护”,更加系统地关注法官职业权利的保护,有利于法官职业荣誉的提升和法官职业队伍的稳步发展,对于确保法官依法履行职责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新《法官法》也存在一些制度缺陷,影响了法官职业保障措施的深化实施。我国法官职业安全路径的探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法官法》注重法官的职业安全,详细规定了对法官诬告和诬告后果的惩罚,这只是对实际问题的积极回应。然而,完善的法官保护立法不仅要从结果上遏制和遏制对法官的诬告和诬告的发生,还要从源头上合理分析和认定对法官的诬告和诬告的基本要素,从而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对法官进行诬告和诬告的对象应被视为对法官基本权利的侵犯。新《法官法》第55条和第56条中的职业尊严和人身安全保护条款正是典型个人权利的体现。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法官的诬告和诬告行为应当依法严惩。依法行政体现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中。相应的行为分别是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客体是法官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对法官的诬告和诬告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对法官的诬告和诬告的客观事实。客观事实,行为对象是特定的“法官”,特定的行为体现在“捏造事实和信息”的行为中,并足以导致法官被追究责任。诬告和诬告法官的主观方面,即犯罪人对诬告和诬告法官的心理态度及其后果,体现在企图陷害法官的非法目的上,主观方面,无论是一般的非法责任还是刑事责任,都必须是直接故意。对法官的诬告和诬告的主体,即直接行为人,可以是任何能够承担法律责任的人。

法官身份保障制度需要完善。确保法官身份的制度得到改善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设立了一个特别机构,即法官纪律委员会。新《法官法》第48条明确在各级法院设立法官纪律委员会,以执行"先审查后纪律"的程序规定。与此同时,第50条赋予法官对追究责任的理由提出异议的“权利”。新法官法第53条第4款对法官地位的处罚作出了回应,即如果他们违反纪律或法律,可以被撤职。然而,调离岗位只是惩罚自己地位的一种方式,如降级、撤职等。新法官法中的适用理由没有得到规范。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尽管受到非法干预,法官仍坚持不偏不倚地处理案件,但却受到降职、撤职等问责。法官免除责任很少反映在《法官法》的修订中。2015年《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度的意见》中确认的法官豁免在新的《法官法》中没有确立。新的《法官法》第48条规定,法官受法官纪律委员会纪律处分的理由仅限于第46条规定的非法审判和重大过失的责任,即法官的其他纪律案件不需要经过法官纪律委员会。因此,如果法官对其他纪律处分结果有任何异议,当然也很难向法官纪律委员会提出异议,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

只有完善法官身份保障措施,减少法官正当履行职责的纪律理由,排除非法官专业特有的免职理由,法官才能摆脱对正当行使司法权的担忧。新《法官法》将明确解释《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度的若干意见》中的法官豁免权,提高法官豁免权的法律地位,进一步落实法官的职业豁免权和刑事责任豁免权,无法律依据地保障法官的责任豁免权和刑事审判豁免权。当前问责的苛刻前提已经从限制法官自由转变为确保法官独立审判,问责标准已经从内部过错转变为外部不当行为,问责的重点已经从实体公正转变为正当合法的程序,问责的基础已经从内部文件转变为明确的法律规定。对于任何法官的处罚,建议必须经过法官处罚委员会,以提高法官处罚的公正性和权威性。除了对纪律处分结果的异议权有更详细的程序性规定外,立法还应赋予法官审查同级法官纪律委员会的权利和向上级法官纪律委员会上诉的权利,以构建多元化的法官权利救济机制。

法官经济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法官的经济保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薪酬保障和退休金保障,这反映在新《法官法》第58至63条中。新的《法官法》建立了同时调整法官和公务员工资的机制,并实施了定期增资制度。总的来说,我们会实施一个不会无理削减法官专业薪金的经济保障制度。然而,没有关于法官个人是否有任何减薪的详细规定。新《法官法》第60条规定,法官应享有国家规定的津贴、补贴、奖金、保险和福利待遇。其中,保险仅限于一般类别的公务员,没有相应的法官职业保险制度,这是一种高度专业化和高风险的职业。与此同时,新的法官法没有规定法官的休假权、必要的住房保障和医疗保障,而这些正是法官致力于公平审判的物质和精神前提。法官的退休保障也与法官的职业特殊性密切相关。新《法官法》第62条和第63条对"国家另行规定"的解释过于笼统。在实践中,公务员的退休条例得到遵守,但法官的工作条件普遍高于公务员,这导致法官的工作年龄相对高于公务员。法官不同于公务员。一般来说,法官的年龄与其经验成正比。资深法官有多年办案经验。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有终身法官制度。法官遵循公务员退休条例,相对缩短了法官的工作寿命,无法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利用。

为了改善法官的经济保障制度,在工作表现和工资保障方面,立法中应明确规定法官个人不得随意减薪;对于法官群体,未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不得降低其专业工资。鉴于法官职业的特殊风险,应在现有保险类型的基础上,借鉴公证职业保险的有益经验,为法官设立司法职业保险。司法职业保险主要支付法官过失造成的民事损害,以避免法官被追究责任的风险。这反映了问责制的重点从实质性司法转向正当程序和合法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法官对公平和高效审判的担忧。同时,合理的休假权利、必要的住房保障和医疗保障也应高于公务员的一般标准。在退休保障方面,现行法例应进一步完善。鉴于法官的专业特殊性,应在现有公务员退休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灵活的法官退休制度。根据退休年龄,法官应有权在一定的合理时间内退休。对于在一线办案经验丰富的高级法官,可根据个人申请延长退休年龄。此外,应鼓励退休的高级法官培训法官,担任人民陪审员,并支付相应的报酬,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司法资源。

总之,新法官法是中国法官制度的深刻变革。法官职业保障制度改善了法官职业环境,法官职业开始迎来发展的春天。此次改革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应对现实中法官的职业困境,更重要的是为了真正提升法官的职业地位和荣誉,促进法官职业的繁荣和发展。当然,法官职业保障制度中的问题,特别是针对法官的诬告和诬告的司法鉴定标准、身份保障制度和经济保障制度,仍有详细规定和完善的余地。法官的工作保障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司法项目,绝不是一夜之间对新法官法律的修订。在当前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必须深化法官职业保障措施的实施,提高法官的地位和荣誉,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最终促进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李·高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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